天津市星星之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网站首页 关于我们 公告中心 国民教育 职业资格 企管咨询 师资中心 工程资质 招聘中心 新闻中心 联系我们
  • 1
  • 2
教育现状文献
教育促进文献
就业促进培训项目
政策导读
联系我们
公  司: 天津市星星之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地  址: 天津市小白楼CBD核心区富力中心2号楼2504
邮  编: 300203
电  话: 022-58535118
 
当前位置:首页 -> 教育现状文献 -> 苦涩的“志愿”
苦涩的“志愿”
更新时间:2012/10/26 点击:6065次



    与王姗见面的那天,太阳象个火球挂在天上,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。路边的树上,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。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。

  这次见面缘于不久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,我在那篇文章里讲述了一位大学生逃出大学的经历。没想到,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,他们中,有在校的大学生,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。有的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,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,生活乏味、教材乏味,教师乏味。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,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,作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,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。  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,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,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。

 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,她的信也姗姗来迟。

  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,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。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。信很简短,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--

 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,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,我想了很多,也想了很久。

  在世人眼里,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,我是一个幸运儿,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。可是2年来,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,因为,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,一点也不喜欢。开始,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,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,结果发现,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这就好比男人和女人,一个人如果对另一个人毫无感觉,强扭的瓜能甜吗?

  可是,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--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。痛苦中,我选择了逃课,选择了沉沦,选择了玩世不恭,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,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,你不能这样,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。我知道,如果这样下去,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,即使拿到了文凭,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,一无所能,又如何在社会立足?

  写到这里,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……

 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,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,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,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,我缺乏象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。我正站在十字路口,很迷茫,也很恐慌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。

  给您写信,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,(在我的想象里,您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来信,你不可能一封封回复,对吧?)我只是想倾诉,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,太痛苦。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?告诉您吧,就是想当一名象您那样的记者。

  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。

  我的呼机号是:191XXXXXXXX

  苦恼的叶子

  2001年6月28日

  第二天,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,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。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:

  "您好,我是叶子。"

  "叶子,我看了你的信,知道你很苦恼,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。"

 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:"可以,但是我有一个要求,如果您要写文章,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?"

 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。

 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,我正准备放下电话,她说:"我不叫叶子,我叫王姗。"

 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,那里离她学校不远。

  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,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,虽然她背对着门,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。

  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。女孩站起来笑了笑,说:"您是吴老师吧,我是王姗。"

  面前的王姗,高挑个儿,肤色白皙,细眯眯的眼睛,笑起来象一弯月亮,很温柔,很妩媚。可是那天下午,我只见她笑过一次。

  午后的酒吧很安静,厚厚的玻璃挡住了外面刺眼的阳光,也挡住了马路上的喧嚣和嘈杂。空调机将清凉的风徐徐地送过来,桌上的玫瑰散发着一股沁人的清香。我们要了杯冰镇可乐,她低垂着眼帘,用吸管轻轻地在杯中搅动着。

 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,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。

交出了自己的理想和选择的权力

  当我在"服从调剂"一栏上签字后,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,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
在父母眼里,我是个乖女孩。因为从小到大,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。上小学时,我
是老师宠爱,同学羡慕、嫉妒的好学生,小学毕业那年,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,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。

  那时,我的理想是多彩的,也是多变的。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,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,便想当医生。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,成了追星族,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。初三时,读了夏绿蒂姐妹的《简爱》和《呼啸的山庄》,便一心想当作家。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。  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,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,题目是"新闻幕后的故事",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。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,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,更是让我激动不已,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,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。我讨厌四平八稳、按部就班,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。如果说过去的我,理想是孩子气的,是模糊的,摇摆不定的,那么,那天下午,那位女记者就象一支火把,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,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,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,热爱的是什么,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。   就是在那天下午,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。

  参加高考那年,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。有人说高考靠实力,填志愿靠运气,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,如果志愿没填好,兴许也会落榜。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。所以,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,敢赌的人,要么赢得莫名其妙,要么输得精光。听说有一年,北大、清华在北京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降到了400多分,原因是,此前一年,报考北大、清华的人多,将分数线拉高了,致使一些考得不错的人与两校无缘,不得不接受降低分数线被二流学校录取的命运。于是第二年,许多即使考了高分的人也不敢报考两校,他们宁愿选择一条稳妥的路。结果,一些仅考了400多分的考生竟轻轻松松地进了北大、清华。

  填报志愿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,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,全凭运气。

  说到这里,王姗一脸苦笑。

  品味着王姗的苦笑,我想起了远在湖北孝感的一位女孩。在2001年的高考中,她考出了657分的好成绩,这个成绩,即使在多年来高考录取分数线居高不下的湖北省来说也是不多见的。她很自信地在第一志愿里填报了清华,第二志愿填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,后面几个志愿她都没填,因为她觉得根本就没必要填。

  出乎意料地是,由于当年高考试卷难度系数降低,仅湖北一地,总分超过600分的考生就有近万人,清华在湖北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定在了660分,因3分之差,那女孩的档案没有能走进清华,而她所填报的第二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第一志愿里就招满了,第二志愿根本就没看。结果,考了高分的她竟成了落榜生。

  她的父亲,一位连县城都很少去的农民,焦急地拿着女儿的成绩赶了几百里路去了武汉,他费尽周折终于在这座大都市里找到了有关部门,可是招生计划已经完成,招生工作已近尾声,有关部门虽然深表同情却也爱莫能助。

  我不知道那个农村女孩如今在哪里,是回校复读准备第二年再考,还是被贫穷拖回了那个需要她的家。   王姗轻轻的咳嗽声打断了我的思绪,将我又拉回到夏日里的酒吧。

  王姗说,考后填报志愿,仍有如此大的风险,考前填报志愿,风险就更大了。即使是成绩好的学生,也难保证自己上了考场就能发挥正常水平。有一年,我所在的那所重点中学就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,一位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一直遥遥领先的同学,高考中意外失手,竟然连第一批重点线都没过,结果,他去了一所二类学校,其实按他的实力,他本可以去清华、去中国科技大。

  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至16日。那两天,父亲、母亲和我将96年至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,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。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,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。

 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,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,在那所重点中学里,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。

  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,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、社会学等。总之,都是文科类专业。志愿表上,有"是否愿意服从调剂"一栏。我犹豫了,久久不敢下笔。因为在此之前,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。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,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,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,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。

  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,应填上"愿意服从调剂",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,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。他说,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,如果不愿服从调剂,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,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。如果服从调剂,虽然专业不满意,可毕竟进了重点大学的大门。

 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,可是我仍很犹豫。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。6点钟,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,我咬咬牙填上了"愿意服从调剂"几个字。那时,我心存侥幸,觉得那样倒楣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。

  可是没想到,这种倒楣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。

 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,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,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紧紧地缠绕着我。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,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。

  等待入学通知书的那段日子,是令人焦虑的,也是痛苦难熬的。

  8月18日,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,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。可是,我还没来得及高兴,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,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:图书馆系。我的头一下就大了,第一个反应就是:这怎么可能,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?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,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,比如,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,也许会去中文系,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,也许会去社会学系,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。

  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,我填写了"服从调剂",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,交出了自己的理想,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。填写了"服从调剂",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。

  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。当我的老师、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,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,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,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,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、很激动,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,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。

 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,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,因为人们问起来,总会说"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?"却很少有人问"学什么专业",何况,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。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、你的爱好,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。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,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,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。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,个人的兴趣、爱好、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。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,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,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!

  我想起了父亲。父亲与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,先是在汽车厂做技术员,后来又做工程师,但是我知道他真正的爱好并不是这一行,他的理想是当飞行员。当年报考大学时,他填报的是北航,可那时候兴政治审查,父亲的舅舅在台湾,政审这一关没过。既然飞机开不了,那就去开汽车吧,于是父亲报考了汽车制造专业。

  听母亲说,当年她怀上我的时候,父亲特希望是个男孩子,父亲说,要是个男孩子就让他去开飞机。

  父亲在前几年就退休了,退休后的乐趣是收集航天航空方面的资料,已经剪贴了几大本。有时,看他戴着老花镜阅读那些资料的着迷劲儿,我就想,假如当年父亲学了他感兴趣的、喜欢的专业,他会是什么样子呢,也许他的成就要比今天大,他的人生要比今天更快乐。

 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,但是那时候,我仍抱有一丝幻想,因为我听别人说,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。

没有了理想的旗帜

  进了大学,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,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。


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,我就四处向人打听转系的事。


 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。虽然学校允许学生转系,但却有严格的规定,最关键的一条是,你想去的那个系具有扩容的空间。

  那一年,是大学实行扩大招生的第一年,全国招生计划一下就增加了30万,在校舍、教师、学生宿舍基本都没增加的情况下,一下就多招进了30万大学生,几乎每所学校都喊挤。

  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,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,已经没有扩容空间。

  转系的希望破灭了,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,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,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。   但是,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,真的回校复读,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,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,而要回校复读,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。

  有人说,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的人,也是最习惯于妥协的人。在一般人的眼里,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,能上重点大学就更不错了,至于兴趣和爱好则不再强求,能如愿当然好,不能如愿就学一行爱一行。可是,如果学了一辈子,干了一辈子也不爱它,怎么办?这就象一桩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包办婚姻,没有爱情,没有激情,却要长相守。对当事人来讲,这难道不是最残忍的痛苦?   然后,这种妥协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,它还将能使你快乐,能使你幸福的热情和潜能扼杀掉了,让你留下终生都念念不忘的遗憾。

  转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,我只能呆在图书馆系。

 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,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,满纸的担忧和勉励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,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,他告诉我,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。

  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,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,象父亲告戒的那样,学一行爱一行。

  在中学,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,因为,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子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。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、困了,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子,它象一剂解乏治困的药,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,拼命地游起来。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,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子,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。   可是进了大学,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,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。

  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,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,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,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,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,可老师似乎没看见,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。我当时的感觉是,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,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,至于学生愿不愿听,在不在听,他并不在乎。   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。后来,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,有时是小说,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。

  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,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,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,教师还是满堂灌,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,考试还是考背功,谁能背,谁就能得高分。

  前不久,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,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,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,称为"后中学时代"。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,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,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,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,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,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,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的不全。

 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,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、也不感兴趣的课程。由于不喜欢,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,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,那些概念、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。所以,每摊开课本,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、昏昏欲睡,要么是手里捧着书,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。   对我来说,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,成了一种折磨。我无比绝望地发现,无论我怎么努力,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。

  我第一次逃课,是大一下学期。

  在这之前,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。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,每次上课,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,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,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,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,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,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。

  同学中,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,课堂上,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。他们将前三排称作"死亡地带"。虽然"研究者"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,但据我细心观察,发现所言极是,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。

  发现了这个秘密后,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。每次上课,我都提前去教室,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,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,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。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,我就抢倒数第二排,总之,决不悲惨地落入"死亡地带"。

  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,我打发着无聊的、漫长的时间,有时看小说,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,有时什么都不干,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。   假如我原来的老师和同学在那个争夺后排座位的队伍里发现了我,一定会大跌眼镜,因为在他们眼里,我不应该是一个如此懒惰、如此消沉、如此不思进取的学生。

 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,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。跟他们聊得深了,我发现,这些抢占后排座位、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,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,象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,却进错了小门。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,所以不想听课。

  他们中,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,叫冬冬。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。   认识冬冬,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。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,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,还有其他系的同学。每次上大公共课,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,因为人多,老师一般不点名,就是点名,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,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辩不出真假李逵的。

  那个时候,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,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,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。那天的课是在下午,知道是上大公共课,抢占后排的同学多,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,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,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。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,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。我便退而求次之,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,拿出一本书看起来,是刚出炉的、林白的《玻璃虫》。   过了一会,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,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,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。也许是要倒带,他拔下了耳塞,见我在看书没听课,他悄悄问了一句:"喂,你是哪个系的?"

  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。

 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,我羡慕地说:"你真幸福啊,念中文多好。"

  "好什么好,好个屁!"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。

  后来我才知道,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,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。98年,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,结果没考上。复读了一年后,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,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,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,见考了一年没考上,就更不让他报了。结果,填写志愿表时,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,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,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。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、生活费相威胁。他妥协了,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,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,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,因为,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,看见数字头就大了。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。   我和冬冬同命相怜。我们常在一起聊天、听音乐,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蹦迪疯狂地宣泄一番。   我和冬冬象情侣一样形影相随。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,冬冬也知道这一点。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"我爱你"。他总是说:"你很可爱"。我们在一起,是因为我需要他,他也需要我。因为我们都很孤独,都很无助。我们需要刺激,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,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。

  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。不过,我逃的很巧妙,尽量不让老师发现。我们逃课后,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,有时去北大东门的"雕刻时光"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 Day酒吧看电影。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"新新人类"和电影发烧友,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。

  可是每次逃了课后,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,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。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,我就很自责,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。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,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,知道我这样消沉,这样自暴自弃,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。

 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,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,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。每次临到考试,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,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。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,有一门课亮了红灯。

  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,我哭了一整夜,不是自责,也不是懊悔,而是很迷茫,很害怕,很绝望。

  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,如其这样混日子浪费时光,真不如一走了之,出去后,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。可是,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,也缺少这样的胆量。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,回去后,我如何面对父母,面对亲友,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?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,在这个重文凭看出身的社会,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?

  这些问题,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,令我痛苦万分。

  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,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。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,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。

 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,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,我很心痛,却又无奈。有时,我真想放纵自己,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。有时,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,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。但是,在我内心深处,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:你还年轻,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。

  如今,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叉的路口,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。

 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。

  窗外,那轮象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,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,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、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。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,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。

  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,我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女儿,我又该让她作出怎样的选择。当阴差阳错的命运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,是从命运中逃脱,去走一条凶险未卜的路,还是向命运妥协,走一条虽然没有幸福和快乐,但却四平八稳的路?

  就在前不久,中央电视台《倪萍聊天》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。那天,聊的话题类似于这个话题。倪萍问我女儿多大了,我说正上高三,她说:"如果你的女儿选择不上大学,去干别的,你会支持她吗?"

  我没想到她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,竟一时语塞。过了好一会儿,我说:"如果不上大学,她要走的将会是一条注定充满了艰辛的路,所以我希望她上大学。但是,如果她觉得那种选择能给她带来快乐,并有面对艰辛和挫折的思想准备和具备走这条路的能力,我也许会支持她。"

  这种莫拟两可的回答也许并不令人满意,但我又能说什么呢?

  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面临这种艰难的选择?他们脚下的路本应该宽阔些、平坦些,快乐地学习是他们的权利。为什么要让这么多年轻人承受理想错位的痛苦?造成这种错位的原因又怎能全推给他们自己!

  有人估计,在校大学生中,可能有40%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,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那么就意味着有40%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,而是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。

  当一个人痛苦、无奈地学习时,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,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。因为,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,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,他的创造的潜能才会被激活。

  "志愿"是什么,它是一个人喜欢的、感兴趣的、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,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。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。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,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。

 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,学生的"志愿"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,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。

  2001年6月2日,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。不到9点钟,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,人声鼎沸。一个个扯着横幅、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,在现场采访的我,惊讶地发现,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,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,却少有光顾者。

  父母们汗流夹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,买下资料,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,买下资料。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,40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,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,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,一一作了记录后,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。

  我问他,孩子怎么没来。他笑着说:"我怕耽误他复习,没让他来。"

  我说:"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,怎么作决定?"

  他说:"嗨,让他操那份心干啥?你看,我拿了这么多资料,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,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,孩子他知道啥,只要好好学习就行。"说着,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。   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,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,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,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,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。

  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,她笑着说:"主要是我们的意见,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,选择不当,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。"

  这位母亲还告诉我,她是北京知青,当年插队去了山东,后来在当地结了婚,一直回不了北京,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,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--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。

  报考什么大学,选择什么专业,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。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,而不应该是父母。父母越俎代庖,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,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,使本应该幸福一生、快乐一生的他们,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,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、有趣味的人的他们,成为平庸的、乏味的人。

  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,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。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,他们有能力、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。

  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,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,也不是父母造成的,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他们,或是因为信息闭塞、或是因为盲目轻率、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,但是更多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作出妥协。

 

[返回]
 
相关推荐: 天津人力资源管理师培训 | 行政管理师培训 | 天津市场营销案例 | 天津绩效薪酬管理师培训 | 绩效薪酬管理师 | 天津行政管理师培训
天津行政管理培训 | 天津绩效薪酬管理师 | 天津市行政管理师培训 | 天津市场营销培训 | 天津职业资格认证 | 绩效薪酬管理师培训中心
关于我们 | 招聘中心 | 就业促进 | 人才发展 | 企管咨询 | 联系我们
版权所有:天津市星星之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:天津市小白楼CBD核心区富力中心2号楼2504 电 话: 022-58535118
备案/许可证编号:津ICP备12007000号   技术支持:华易动力